怀抱热情做科研，如何兼得饭碗跟未来？《自然》的从业人员薪资及工作满意度调查

2010年，《自然》（Natrue）首度完成全球「研究从业人员薪资及工作满意度调查」（salary and job satisfaction survey），显示了新兴科学发展国家如巴西、印度、中国，即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、经济衰退的状况下，仍然提供科学家应得的薪资，工作满意度也有不错的表现。非洲科学院（African Academy of Sciences, AAS）的数学家哈山（Mohamed Hassan）认为，这正是避免人才流失（brain drain）的重要关键，因此预测这3个国家将在2050年，成为主导全球经济的国家。
接下来，每2∼3年，《自然》就进行一次类似的调查，持续追踪科学研究者们的薪资及工作满意度，直到今年已经是第6次的调查了。2021年6∼7月进行的调查结果，发表在11月。今年参与调查的研究者人数较往年少了一半，只有3200多位，或许也反映了研究职场的现况。大多数的受访者来自欧美，有一成来自於亚洲。四成从事生医领域。超过六成受访者在学术界工作，其他也有在业界、政府机构及非营利组织工作的，有三成以上为教授或讲师，两成博後及两成研究员。在这份报告中，可以明显看到2019冠状病毒疾病（COVID-19）疫情造成了相当剧烈的影响。特别是在巴西和印度，六成以上的受访者表示研究进展受限制，只能做一些基础研究。因此，哈山对於2050年的预测，可能需要做些修正了。

COVID-19疫情 如何影响科学研究？

去（2020）年，人类从来没有遇过的COVID-19大流行，全世界都急需相关单位，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研究，投入大量人力与资金在相关研究中，希望早一天发展出对付流行病的方法，就少一些人因为病毒受苦丧命。COVID-19相关研究的发表，因此急速成长，然而其他领域的研究，却因此而停滞不前，有些研究者甚至受到改变一生的影响。
一篇发表在《自然通讯》（Nature communication）的研究，关心COVID-19对其他学术发表的冲击，比较2019及2020年，共950万篇已发表及预印的学术文章。文中发现，去年研究者的工作时数变少，学术发表文章数量也相较2019年下降了5％。在结论中作者提到，目前看来，虽然研究者们都已经回到岗位，工作时数已经与疫情前差不多了，不过大多不太会马上开始进行新的计画，都在忙着结束未完成的研究主题，将已有的资料整理撰写成投稿文章。长期看来，整体研究进度延缓，可能会是接下来很常见的状况。
根据《自然》的调查，有超过半数的研究者，在疫情期间无论是收集数据或到实验室操作实验，都遭遇到很大的挑战。受到疫情影响最大的学科，是物理及生态与演化方面的研究，有接近半数的研究者表示受到负面冲击，或许是因为这些学科需要田野调查以及在实验室工作，然而疫情期间的封锁政策，让研究工作难以为继。

科研人员对前景越来越悲观？

在《自然》的调查中觉得前途光明的研究者，最多来自於印度（57％）、美国（52％）、中国（50％）。相反的，巴西、澳洲、西班牙只有三成多的研究者对未来抱持正向看法，这些国家的受访者提出的职涯发展困难点当中，最常见的就是经费短缺，再来就是担心缺乏实验或电脑技巧。相较於上一次《自然》在2018年的调查，研究者们对於未来发展抱持正向态度的比例下降了10％，已经到了半数以下。认为前途较上个世代更糟的研究者，则与2018年一样，约有半数。
学术界普遍低薪是个全球皆准的现象，虽然不至於让早期发展的研究者们，如博士後研究员，生活困乏，但长期无法累积存款，一但有个万一，可能就只能求助於亲友，经济上缺乏安全感，造成的压力也不小。美国普渡大学（Purdue University）高等教育学者针对美国STEM（social sciences and science, technology, engineeringand medicine）领域的研究当中估计，从博士毕业到取得正式教职（tenure-track faculty position）平均须要7∼9年的时间。试想，在这麽一段职涯发展的关键时期当中，要承受经济压力、建立学术成就与人脉、组织独立家庭，谈何容易？
许多研究者在不安全感的压力之下，未加选择就跳进所遇到的第一个工作机会，但该工作可能无法让他们发挥专长，更因此没有办法以自己所有的技术去谈薪资，导致後续的恶性循环。建议正在找工作的研究者，先确定自己的长处与需求，再选择适合条件的工作，会更符合期待，也更有可能在这份工作中得到成就感与满意度。
薪资高低当然因每个国家的生活水准而异，但平均来说，三分之一的受访者（多数在美国）表示年薪在8万美元（220万台币）左右，最高有超过15万美元（417万台币），大多是在业界工作的研究者。19％表示收入低於3 万美元（83万台币），而最低的不到1万5千美元（41万台币），大多是主要负责教书的研究者，有7％的教授级受访者收入不到1万5千美元。调查当中只有38％的受访者表示，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加薪（2018年为51％）。不过，高薪资并不等同於高满意度，一位年薪20万美元的美国生技公司主管表示，公司缺乏长远的目标，人事经常异动，决策过程草率，独裁，并不是令人开心的工作环境。
在工时方面，有三成的受访者表示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，比起业界，超时工作的现象更常出现在学术界。55％的受访者感到无法达到工作的要求。满意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受访者，较2018年的70％，比例下降到59％。
种种的压力，都可能造成研究者精神上难以承受的负担，47％的受访者都想接受或是接受过忧郁或焦虑方面的帮助，相较於2018的33％高出许多。当然，这也可能是原自於社会风气对精神健康日渐重视，寻求帮助也越来越寻常。

性别与年龄 如何影响学术生涯？

还有一项调查值得台湾的研究者们注意，那就是性别差异对薪资的影响。连续几次的调查中都发现，性别对於职涯较为晚期的研究者影响最大。总体而言，有40％的男性及36％的女性年薪高於11万美金；但资深男性研究员有68％的高於这个标准，女性则只有55％年薪高於11万美金。
笔者未能找到台湾针对高等教育从业人员进行的薪资调查，但根据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晋芬博士，分析2012年台湾的薪资、学历、性别，结果并未发现男女之间有太大的差异。但以女性为多数的行业薪资普遍较低，女性在工作组织中升迁的机会也比较少。各位读者也不妨观察一下，各研究机构中各个层级，特别是位高权重的学者，男女比率是否平均。
受到疫情负面影响最大的一群研究者，莫过於尚未取得永久职位的新进研究人员。刚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者，在经验丰富、名声响亮的教授环伺的环境中工作，与他们合作相处最容易的方式是放低身段，以求教者的姿态去面对资深教授，因此经常会有「冒牌者症候群」，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值得这份工作。许多研究者除了研究与教学之外，还有一些不相关的责任。在《自然》的报导中，一位在巴西任教的受访者表示，她还必须审查清寒学生的申请、查阅许多银行文件，以确定学生的申请资料无误。

转职业界更快乐？学术圈仍常保热情

一些研究者从学术环境转职进入业界，在他们的经验分享中提到，业界工作需要也重视每一位员工的技巧，且相较於长久在挫折中尝试、成功机率极低的学术工作，业界工作较为容易得到成就感，他们的冒牌者症候群也就不药而癒了。
一位在澳洲工作超过15年的学者表示，许多身边的朋友都已经离开学术圈，他自己也准备要离开了，并不是因为缺乏研究的技巧或热情，而是为了要留在学术界，必需持续不停的抗战，他已经付出了许多的代价，包括了自己的心理健康。的确，在业界工作的受访者有六成以上对未来的看法都是正向的，美国的一位生技计画经理表示，他俨然已经是一位福音传道者，总是劝说他在学术界的朋友，早日脱离苦海。
不过令人欣慰的是，在这6次的调查当中，不论遇到金融危机还是COVID-19疫情，学术界的研究者们对於研究工作的满意度，虽然不如在业界工作的研究者（63％），但还是保有热爱的。研究者们对研究工作的感受一言难尽，不过当被问到，是否会建议学生们从事研究工作时，只有54％的受访者表示正向意见，相较於2018年的75％下降许多。
学术工作吸引人的地方，是经常有机会与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合作，有绝对的空间发挥创造力与专长，眼看着自己的研究计画从抽象的概念开始，一点一点的加上细节并且实地验证，还有经费能支持自己的研究，得到教职之後还是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让锺情於科学的研究者们可以乐在其中。
在台湾，学术与业界工作的工时及薪资状况，与欧美国家或有不同，但面对的挑战都是相似的。不论研究者们的选择是什麽，维持身心健康才能完整发挥自身才能，得到相对应的成就。在合适的工作环境，能取得需要的支持与养份，是良好工作表现的必要条件。
身在台湾的研究者，虽然并未受到如欧美研究者那样剧烈的疫情冲击，但全球实施应对COVID-19的措施，如关闭边境、入境隔离、检测等，也影响了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，无法与他国学者交流研究成果，讨论研究合作案，多少也造成一些遗憾。希望台湾学术表现能把握这次「多出来的2020年」创下佳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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